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

2019-07-10 06:59

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便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

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等人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几年后,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毛泽东,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就在这年初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超和妙谛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因此有论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伪事实欺上瞒下,致使党的方针误人歧途的首次记录。

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固然这与时代氛围、党内制度有关,但最主要者应是他坚持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窥测风向而动的为官准则。正如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所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条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1070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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